南周《刺死辱母者》发出后，短短几天内引起众声喧哗。无论是法律圈或者金融圈，对此都是议论纷纷。关于司法很可能迫于舆论压力改判或者其他高利贷者被随意收押，我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。但在我看来，这起事件中，极不专业的讨债者才是悲剧的根源。

　　刺死辱母案被媒体曝光后，高利贷再次瞬间成了众矢之的。被冤枉成袖手旁观的银行成了冷漠的代名词，“血腥”的高利贷则几乎成了实体经济不行的替罪羔羊。可问题是，高利贷所谓的高利，只有当借款者去借时才有意义，毕竟不是高利贷逼着人去向他借钱的，最后怎么又错在高利贷了呢？

　　在几次演讲中，我都问听众对于高利贷的印象，评价都是正负各半。但有次我在检察院交流时，我问了当时在座的检察官们，如果一个人非常急需用钱，比如家人等着钱做手术，另一个人又及时借钱给他，条件是收取高一点的利息，请问这是否符合公平正义？令我意外的是，检察官都一边倒地认为，高利贷是不正义的。但是他们没有回答的是，如果缺钱的人总借不到钱，是否正义就得到了伸张。

　　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钱借出去了，对方后来迟迟不还，作为经济受损的一方，为什么出借者反而又在道德上备受指责，难道就因为他赚得多？但是，地主家也没有余粮。

　　实际上，高利贷的利率之所以高，原因有三。一是因为时间溢价，有些人就是借钱借得急，虽然也有廉价的资金，可是远水救不了近火；二是因为心理溢价，高利贷者普遍承受不小的道德压力，因此他也会索取更高的溢价，以弥补心理上的落差；三是稀缺溢价，高利贷本身是一项门槛很高的生意，不是谁都能玩得转的。

　　如果刺死辱母案之后，板子被打在了高利贷者身上，接着高利贷者不仅在道德上被抑制，还在法律上被进一步打压，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？

　　一是钱更难借了，无论是急需用钱的人或者企业，他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筹钱，毕竟银行的钱总不是那么好借的。二是利息更高了，既然借钱的需求始终存在，愿意承受道德压力和政策压力继续放贷的人又更少了，那么高利贷的溢价自然更高。

　　可见，无论从道理上考虑，还是利益上考虑，高利贷者都不应该背刺死辱母的锅。

　　对于放贷机构而言，讨债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。银行有不少的坏账，小贷公司、P2P平台也都会面临借钱不还的人。坏账之所以产生，有些是因为企业经营不善或者资不抵债，但也有不少时候，就是因为有老赖，他们明明还有家底，自己吃香的喝辣的，出门坐头等舱，但就是不愿意还债。

　　在缺乏成熟信用体系的社会，当只要脸皮厚，失信成本就不算高时，对于放贷机构而言，系统培养恰如其分的职业讨手是必不可少的。

　　在一定程度上，讨债者简直是维权正义的化身。我甚至可以断定，如果没有讨债者，金融机构的坏账率何止再翻一倍。

　　讨债很重要，但讨债也是门技术活，这个活绝对不是一般人想象中那样，什么地痞流氓黑社会可以做的来。在刺死辱母案中，那群讨债者无疑是最失败、最没底线的从业人员，属于典型的反面教材。就我认识的有限几位讨债者，他们的素质之高、专业之精，无不令我叹服。

　　在金融行业从业这几年，我有幸结识了“91债拳”这样的催讨机构及民间借贷业传奇人物“戴行长”！早些年为学讨债这门手艺，他还曾专门拜师，他师傅是温州人，40多年前就开始为典当行讨债，其从业经验比改革开放还要久远。戴行长学成出师后，自己也南征北战多年，如今他的徒子徒孙都已开宗立派做了催讨公司老板。

　　关于合法讨债的方法，让他说上三天三夜也不够。为了能合法讨债，戴行长几乎将法律研究到了挖地三尺，很多律师都难以望其项背。

　　比如他们找到老赖后，根本不会绑架，他反而会带着你去摄像头可以拍到的地方，让你用自己的身份证开宾馆。但是你也别想联系上别人，更别想开溜，因为他们有信，只要299！你的电话无法使用。他们会对你客客气气，但你也别妄想拍拍走人。

　　对于你的人身安全，他们比你的亲人还要重视。为了保证你的人身安全，他们在和你相处时，甚至会用录像全程记录，防止有些老赖中途耍诈，找警察说自己被打或者被虐待。

　　“催收是不可避免的，我们的原则也是能不得罪人就不得罪人。我们也不会多要，该多少就是多少。“所以我们管自己叫清道夫，清理坏账。管我们的业务叫阳光催收、绿色催收或白色催收”，戴行长说的时候，满脸诚恳。

　　南方有家小贷公司，他们的坏账率只有惊人的千分之几。我的一位朋友对该项指标惊为天人，于是组队去该公司考察学习。一番推杯换盏之后，那家公司老板私下告诉我朋友，其实他们的本质是一家情报公司。

　　比如他们借别人钱之前，首先会将这个人家人、同事甚至情人关系都摸清楚，还会将家庭住址、工作单位、出入场所摸得一清二楚。如果借款人按时还钱，大家皆大欢喜。如果对方欠钱不还，他们开始会温柔提醒。但如果对方敢赖皮，他们就会根据之前搜集的信息，不时上门向你的家人、同事问好宣传，或者将你和情妇的照片寄给你夫人观摩，除非你与原来的关系网一刀两断、重新做人，否则根本无法抵挡得住这种攻势。朋友听完之后，直呼醍醐灌顶。

　　我还认识一位律师，他如今也是辞职不干主业，创业做起了催收业务。他告诉我，对于有些明显有钱却赖着不还债的无良企业，他们琢磨出了很多合法而匪夷所思的方法。

　　比如有次一家企业赖账不还，他们先塞了几包烟给门卫，弄清楚谁是那家企业的会计。接着找专业乞丐整天跟踪这名会计，定位了这家公司的出纳，并弄清楚这家企业开户的银行。然后再勾搭上这名出纳，直接甩过去几万块钱，告诉他，要么跟这家没前途的企业一起死，要么说出这家企业的有效银行账号。等着账户一搞清楚，他们立即去法院申请财产保全，避免财产转移。

　　以上三例，均为亲耳所闻，其构思之精巧，对人性之洞察，令人叹为观止。相比之下，山东那11名脱裤子、往人嘴里塞鞋的讨债人，简直招人鄙视，连讨债专业的门都没摸到。难怪戴行长都痛心疾首地说，“现在的同行，越来越没技术含量了”。

　　光良说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。其实骗人的何止童话，样板戏也是。戏里是黄世仁逼死杨白劳，戏外则是杨白劳逼死黄世仁。

　　陈志武教授在一篇论文中就考证出，清朝高利贷数据表明，利率越高，放贷方死亡率越高。从业多年的戴行长也告诉我，他见证讨债风云这么多年，欠钱跑路的人不少，跳楼的人则不多，但是讨债者被致伤致死则不罕见。

　　实践证明，讨债比借钱更加危险。因为从一开始，双方就站在不对等的位置上，讨债者是典型的色厉内荏。如果是专业的讨债者，他们是真心诚意地希望欠钱的人身体健康、财源滚滚，这样他才能不辱使命，但欠钱的人则未必存此善念。所以，日本训练有素的讨债人，恨不能天天跪着你身后，虽然也会口出威胁之语，但跟着就是“麻烦了”、“不好意思”、“打扰了”，逼得你分分钟想切腹。戴行长在日本的传奇“讨债培训”经历也许可以找时间再和大家分享。

　　只有那些一天拿几百元固定工资的临时工，才会像恶鬼一样凶神恶煞，根本不在乎欠钱者的死活，说白了，他们是不专业。这个世界的逻辑是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。

　　说了这么多，并非替非法讨债者翻案。只是在山东这个本不复杂的案子里，涉及到欠钱者、出借者和讨债者三方，南周报道了看似倒霉的欠钱者，舆论声讨了高利贷的出借者，只有死了人的讨债者却是少有人问。作为金融从业者，我只是以我所知告诉各位。至于是非，各位不如设身处地想想？

　　回过头来想，讨债者的存在本身就是件诡异的事。讨债者的盛行，折射了欠债不还的普遍。归根到底，还是老赖的失信成本太低，所以他宁愿厚着脸皮死扛。

　　诚信是金融的基础，如果我们放出去的钱总担心收不回来，非要靠催债公司才能讨回，那么有钱人还怎么回报社会，又哪来的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呢？诚信制度的建立刻不容缓，原因正在于此。就是应该让那些失信者寸步难行，坐不了高铁、上不了飞机、刷不了金卡、借不到资金，这样才能让守信比耍赖更划算。

　　最后，我又不免想起戴行长临别前的一句话，“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”。这句话谁都耳熟能详，但每每事到临头偏又忘记，总觉得情大于理，为欠债者不平。殊不知，催讨者的辛酸与地狱般的心理折磨，出来混，总该还吧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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